史上最早点赞《史记》的名家 是我们成都人扬雄(组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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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编:数千年来,巴蜀大地上演过一幕幕王朝更替、风雨如晦的历史剧,历史的刀剑刻划了这里的山川形貌,也雕琢了这里人的性情品格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述的巴山蜀水和成都平原上的喜怒哀乐,赋予了成都人以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自信,成都人也以虔诚之心,读《史记

  数千年来,巴蜀大地上演过一幕幕王朝更替、风雨如晦的历史剧,历史的刀剑刻划了这里的山川形貌,也雕琢了这里人的性情品格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述的巴山蜀水和成都平原上的喜怒哀乐,赋予了成都人以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自信,成都人也以虔诚之心,读《史记》,品人生,观世变。

  出生于西汉甘露元年(公元前53年)的成都人扬雄,是学问大家,汉赋巨匠,同时是《史记》传世后的第一批读者,也是最早的《史记》评论专家。《汉书》记载,扬雄自幼好学,博览群书,不善言谈,但长于思索与写作。至于他的性格,则“不汲汲于富贵,不戚戚于贫贱,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。”扬雄在当时是一个真正的视名利富贵如过眼烟云的人。

  扬雄读《史记》读出了境界与格调。他眼中的司马迁“善序事理,辨而不华,质而不俚,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”。这是历代评论《史记》的经典言论,包括司马迁的良史风范,善于叙事的技艺,文质相称的分寸感,扬善贬恶的正义感。寥寥24个字却定下了后世评价《史记》的基调。两千多年了,人们只要想到《史记》,想要说几句评语,总会想到这24字,这就是思想的魅力。

  当然,扬雄对于《史记》的品评与鉴赏并不限于上面引述的这二十多个字。他还有一部很有名的著作,叫做《法言》,书中有一篇《君子》评价了《史记》。第一句是“《淮南》说之用不如《太史公》之用也。《太史公》,圣人将有取焉,《淮南》鲜取焉尔。”所谓《淮南》即汉代淮南王刘安集合宾客们所编的一部书,世称《淮南鸿烈》或《淮南子》。《太史公》是指《史记》。扬雄说《淮南子》的价值不如《史记》。因为圣人能从《史记》中有所收获,而《淮南子》则乏善可陈了。其实,《淮南子》也是一部名著,不仅内容包罗万象,而且集先秦诸子学说之大成,堪称奇书,但《史记》在思想宗旨、记述内容、文章艺术等方面要比《淮南子》优秀得多。要知道在古代,圣人之言是不能随便乱说的。扬雄却认为《史记》对于圣人之道也有帮助,这是很高的评价。第二句评语是“多爱不忍,子长也。”“子长多爱,爱奇也。”这是说《史记》里不仅记圣人之言,对游侠、刺客、滑稽这些三教九流的历史也不忍割弃。一个“奇”吸引了多少人,又影响了多少人啊!很多人最初喜欢读《史记》,不正是因为《史记》中的“奇”么。在《史记》中你能体会到那些游侠与刺客的侠肝义胆,听到他们的慷慨悲歌与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人生格言!扬雄的“爱奇”之论,画龙点睛地揭示了《史记》永葆青春的秘密。

  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,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。

  诸君看到这里,恐怕要脱口而出:“这是电视连续剧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曲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嘛!”是的,但这词可不是今人写的,而是出自明代《廿一史弹词》卷三《说秦汉》的开篇话,下面紧接着还有几句很经典但却不为人们所熟悉的诗:“成败兴亡古至今,风云去鸟入销沉。荒郊废冢伤心处,不待田文听鼓琴。记得东周并入秦,回头楚汉闹乾坤。”这段文字谈古说今,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历史的故事,饱含几许沧桑和无限的感慨,英雄、成败、浊酒、废冢、乾坤,这些词语穿透了历史的迷雾,直指读者内心,好一段历史的咏叹!它的作者不是别人,正是杨慎。

  杨慎(1488—1559),字用修,号升庵,四川新都(今成都市新都区)人。杨家无论是在诗书传家还是在政治功业方面,都堪称名门望族。他的父亲杨廷和曾任内阁首辅,是明代政治史上的大人物。正德六年(1511年)殿试,杨慎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,即人们艳羡的“状元郎”,官授翰林修撰。这一年,杨慎只有二十四岁。《明史》称“明世记诵之博,著作之富,推慎为第一。”若论出身、学历、能力,杨慎本可以平步青云,却因为在“大礼议”中违逆明世宗之意,险些丢了性命,被发配到了云南。

  明人李元阳辑的《史记题评》中,收录了杨慎关于《史记》的批点。但杨慎读《史记》和一般科举士子那种帖括之法不同,他以很务实的眼光读《史记》,重在观察历史发展的脉络,他欣赏司马迁的笔调,说司马迁的纪事之文与贾谊的政事之文、陆贾的游说之文,代表了汉代文史之学的最高成就。他称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卓越的见识,认为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可信,就连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的成功之处也是从《史记》中学习得来的。

  历史上推崇《史记》者固然代不绝人,但司马迁也遭到不少的批评。宋代大儒朱熹就对《史记》七十列传的第一篇《伯夷列传》颇有微词,说司马迁满肚子的埋怨,实在不妥。杨慎起而为司马迁辩护,说《伯夷列传》言天道报应,不过是一番感叹,传中说“各从所好,决择死生轻重”,议论也合于圣人之说,堪称“良史”。朱熹没有理解司马迁的意思,却随意发论,对司马迁不公平。朱熹是宋代大儒,明清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,朱熹的地位越来越高。杨慎敢于为司马迁而得罪朱熹,其《史记》情结可见一斑。

  刘咸炘(1896—1932),字鉴泉,别号宥斋,祖籍四川双流,出生、生活于成都一个家学渊源深厚的家族。刘咸炘九岁时已能日读书数十册,被族人视为神童,可惜天妒英才,他只活了36岁,身后留下了经、史、子、集共231种著述约800万字。刘咸炘是民国学术天空上划过的一颗流星,陈寅恪、钱穆、蒙文通等史学大师都曾为他的过早离世惋惜不已。

  就是这样一位天才史家,一生佩服司马迁的史学才华。他通晓历代关于《史记》的研究,又能自成一家,在民国史坛独步一时。他写了一本关于《史记》的专著,叫做《太史公书知意》(六卷),初稿于1919年,重修于1929年,直至1931年才刊成问世,前后历经十三载,是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精品。

  刘咸炘研读《史记》,兴趣点不在训诂、考据抑或辞章之学,而是重在揣摩司马迁作史之意,故而书名“知意”。刘咸炘认为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有两大宗旨,一是“整齐百家杂语”,一是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。这两大宗旨是史学家最根本的使命!如果除了这两点,还要说司马迁有别的什么微言大义,要么玄之又玄,要么不近情理,即便能够言之成理,也未必是太史公的本意了。倘若司马迁能够听到刘咸炘的这番话,大概也会颔首微笑的。

  刘咸炘说《史记》上续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,是一部“继经”之作。那么“经”是什么?历来众说纷纭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,古人将所有的文字划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,经居第一,地位最为尊贵。一般的史学作品是无法与“六经”(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)相提并论的。以我个人的浅见,刘咸炘说《史记》上续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,包含两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是,在时间上和内容上,《史记》延续了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的历史记事。第二层意思是司马迁继承了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的学术衣钵。《尚书》经过孔子的整理,《春秋》是孔子修订的。原来刘咸炘是在说,司马迁是孔子学术的传承人。你看,这个评价有多高!这的确是很高的评论,但却一点也不夸张。孔子眼见“王道缺,礼乐衰”,而作《春秋》,要“拨乱世反之正”。司马迁目睹西汉的强盛,也觉察到汉武帝穷兵黩武、好大喜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,他著《史记》是要“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”,探索历史的盛衰之道。《史记》和《春秋》一样,都承载着中国史学家的最高理想。刘咸炘不愧是司马迁“好学深思,心知其意”的践行者!

  成都人爱读《史记》,也读出了《史记》的滋味。汉代的扬雄、明代的杨慎和民国的刘咸炘,给我们展示了成都学人的精气神。当然,除了他们三位,研读《史记》且有成就的成都学人还有很多,如宋代的魏了翁等。

  慢读《史记》,如同翻阅了整个民族在那遥远的两千多年间的风雨记忆。在这些依稀的画面里,成都作为一个多维历史与文明焦点的形象愈发清晰。她不再是抽象的空间想象,也不仅是一座实体的城市存在,而是一个可以触摸到的地域文化传统。这里面有成都的山山水水,有成都人的柴米油盐,有成都人的爱恨情仇,更有成都人的那一分洒脱、执着、才情和胸怀天下的抱负。太史公司马迁笔下的成都,作为一个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,原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形成,并在历史的演进中日渐凸显,这成就了成都人的自信、从容与豪情。(鸣谢成都市文化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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